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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我的外语,我的路 七种外语习得之心路历程

我的外语,我的路(姚小平)

作者简介:姚小平,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研究员,博士生导师,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双月刊主编,《当代语言学》、《语言研究》、《语言科学》、《外语学刊》杂志编委,沈阳师范大学、北外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,福建师大、西南师大、西北师大、东北师大等校兼职教授。无党派。
主要研究兴趣:语言思想史,文化史


◇ 引子
◇ 英语
◇ 法语
◇ 西班牙语
◇ 俄语
◇ 日语
◇ 德语
◇ 古希腊语
◇ 拉丁语


引 子

今天有幸来到贵校,与朋友们交流学习外语的心得。一说到外语,诸位想必马上就会问:你是学哪一门外语的?是哪个外语专业的?

不知有多少次,被这样问过,每一次我都会有些犹豫,不知怎样作答。如果按学习的年头来计,最早开始学、并且学得时间最长的是英语;况且,因为身在外语学院,一般说来要有一个固定语种的“籍贯”,这样我就被归到英语专业一边,多年来一直是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导师。可是,我所译的西学著作,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的两本和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一本,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,有相当的难度,所以学界不少人就以为我出身于德语专业;而如果回到研究生时代,我的第一外语的确就是德语。但在这之前,在大学里,我却是在俄语系,拿的是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。我的外语,学得比较杂,不像外语界多数教授,能够“从一而终”,成为某一门外语的专家。准确地说,我现在的专业是语言学,而不是哪个外语专业。我也不是外语教师,而是一个语言学家,即英语所谓“linguist”。所以,我在这里讲怎样学习外语这个题目,也会穿插着讲一点语言学的知识。语言学家当然是研究语言的,却不一定要懂很多种语言;会讲很多种语言,那是一种本事,那样的人叫“polyglot”。但哪怕什么外语也不懂,只会汉语一种,也可以当语言学家(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家,或者叫“小学家”,就没有几个通外语的)。就好比武林豪杰,只要把本门功夫学到家,照样可以打遍天下。不过,如果能懂一点人家的路数,胜算毕竟多一筹。同样的道理,多学几种语言,对世界诸语言的感性认识就全面一些,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时可以避免以偏概全;特别是,透过语言看到的世界也更加丰富多姿,其中的妙趣难以言表,只有自己才能体味。

一、英语

在座诸位想必大部分来自英语专业。即使不是英语专业的,学德语、日语的朋友,既然在中学里都学了英语,而现在还在当作二外来学,那么肯定也是懂英语的。所以就让我从英语开始来讲我学外语的故事。
我的英语基本上是自学得来的。父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的毕业生,学的是历史。那时燕京很多课程用英语开设,学生无论读哪一科,都不能不懂英语。而父亲早年就读于一所教会中学,英语本来就有基础,后来又曾去洋行实习,还在中学、大学教过英语。可是不知为什么,在文革期间那样空闲的年头,他也没有教过我;就连指点一二这样的事,也记不得是否有过了。不过,他为我买了不少英文读物、课本、工具书等,有些保留到了现在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,不是这些买来的书,而是父亲自己译的《天方夜谭》(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,现在多称《一千零一夜》)。那是解放前的版本,书页已经泛黄,封面用布浆过,可惜抄家时被没收了,没能再讨回来。
我最早接触英语,是在1967年进中学之后,所谓“复课闹革命”,就是在那一年。老师教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,便开始领我们读“long live Chairman Mao! A long,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!” 对这样的中式洋话,大家起初还觉得新鲜,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。加之英语老师的江浙口音很重,怎么听也像在唱滑稽,而不像是外国话。不过我还是觉得蛮有意思,而且有一天,我突然对音标着了迷,心想:这东西倒不错,把它掌握了,就能读出每个英文词的音,再学会查字典(这比学音标还要简单!),英语不就学会了么?这是我开始学外语后产生的第一个天真的想法。于是我抄下几十个国际音标,拿去问父亲,可没想到他一个也读不出来。他说,他们那时侯根本就没学过这种东西。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失望。这怎么可能呢?不懂音标,怎么能学英语,怎么学好英语呢?那时的我,就是这么幼稚,连音标只是几十年前的发明,而英语却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简单的道理,竟然也不明白。
从父亲那里得不到帮助,我只好去找弄堂里一个复兴中学的高中生,向他讨教音标的读法。靠了他的点拨,费了一番工夫,我终于把音标学会了。可是一开始,由于老师的关系,也由于缺乏听说的环境,我的发音肯定是很糟糕的,以后听了英语广播,才逐渐纠正过来。模仿发音的能力想必是一种普遍的语音能力。一个人如果能够把一种外语的语音语调学得像模像样,那么他学起其它外语或者方言来,多半也能把发音模仿好。实际上,很多人都具有这种普遍的语音能力,所以能够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,说一口好听的英语。但也有一些人,怎么都学不像,口音很重。只要不妨碍理解,语音语调略差些,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就像说普通话,从我们江浙人口中说出来总不免带一点吴音,但一般不会影响交际。就语言的构造来看,语音终究只是它的外壳,词汇和语法才是实质。
现在人们学英语,面对铺天盖地的教科书和教辅材料,要为怎样选择、鉴别而发愁。我们那时候却省心,不存在这一问题。1970年,我随大批上海知青下了乡,来到黑龙江省嫩江县的一个山村,住土坯房,谁土炕,干各种农活。那是真正的农家生活,整整八年,那样的日子很无奈,也很浪漫。我的第一本英语教科书是谢大任主编的《医学英语》第四册。不是因为我喜欢那里面的医学名词,而是因为根本就觅不到别的教科书。到1972年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“广播英语”节目,这样我就可以利用回沪探亲的几个月,跟着电台读英语。只是那时还没有录音机,返回农村后,便失去了收听广播英语的机会。好在我有一架不错的收音机,可以收到BBC、VOA、Radio Moscow等许多外台的英语节目。这架收音机伴随我度过了许许多多个日夜,我的英语听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它帮我练出来的。如今常有学生问,“听力应该怎么练?为什么我总是听不懂?”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。如果听力不好,一般说来应该到两个方面找原因。
第一,如果有一篇东西,里面一些关键的词我们不认得,或者对其中的句型不熟悉,语法关系不明了,那么听的时候就时不时会卡壳。所以,足够的词汇量和句型、语法知识是听力的基础。也就是说,良好的听力首先取决于熟练阅读。
第二,假如我们读一篇东西,既没有生词,也没有句型语法方面的困难,可是听的时候还是跟不上,反应不过来,那肯定是因为听得太少。坚持多听、反复听,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听懂。我们通过阅读学到的词汇,或者背下来的词,虽然可能记得很牢,但是在听的过程中,要在一瞬间把它们从记忆库里调出来,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需要不断操练。
从听不懂到能听懂,中间会有一个似懂非懂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在有些人会长一些,在有些人则短一些。无论怎样,都不要放弃努力。保持阅读习惯,扩大阅读面,逐渐聚积词汇,同时坚持经常听。最好每天都听。像做任何事情一样,信心非常重要:只要相信自己能听懂,就终有一天能听懂。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,自己在听力上有了一个飞跃。这是我的切身体会。
经过几年积累,到1975—76年的时候,我看英文的《北京周报》已经很少遇到生词。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,听电台的英语广播,思维却跟不上,明明听起来像是熟悉的词,不是意思想不起来,就是辨不清词与词的关系。有一阵子,我听英语广播简直上了瘾,整日整夜地听。因为在农村的最后两年,我得了一份好差事,当了知青集体户的火头军,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学外语。白天做饭、收拾园子时,我总开着收音机;夜晚躺在被窝里,插上耳机,则能听得更专心。不知有多少回,醒来时发现收音机里还在说话。常有老乡来串门,好奇地问我总在听些什么,我就说,这是“上海话”。(要知道,那年头收听外台是要冒风险的,叫做“偷听敌台”,足以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!)就这样过了许多日子,有一天夜里,我听着听着忽然开了窍,感到聆听广播无非就是在读一本书,词语一个接一个在眼前跳出,呈现为清晰的视觉符号。能有这种感觉,或许也是因为听和读有着密切的关系吧。总之,那真正是一次质的飞跃,这之后,虽然仍会有听不懂的时候,但大都已是内容的问题,语言本身的问题不多了。
刚才说,要想听懂英语,词汇量要足够大。那么,怎样才能更快更牢地记住词汇呢?这也是初学外语者常问的问题。我想起自己初学的时候,跟大多数学习者一样,也曾为怎样记忆词汇而苦恼,并且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,无非是把生词、短语抄在纸片上,每天诵读几遍。起先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量,每天至少背记多少个生词。凭借年轻时的好记性,一开始按照“指标”强记单词,保持相当的进度并不难。但到了一定阶段,我发现新词越来越难记,不得不放弃了定指标的做法。那时并没有象样的教科书,更没有好的读物,于是我便读起英汉词典来;边读边对词语做些归类,比如把谚语归作一类,把惯用语专门抄在一起,把动植物名称、金属名称、亲属称谓等等分别抄录。这样把词典读过一遍,做了词语摘编之后,脑子里过去零碎分散的词汇像是变得整齐而系统了,相关词语的各种联系也清楚了。那时分类集中背记过的词汇,有些知道今天还能脱口而出,比如:

arthritis(关节炎)
appendicitis(阑尾炎)
bronchitis(支气管炎)
conjunctivitis(结膜炎;沙眼叫trachoma,中文学名是“颗粒性结膜炎”)
encephalitis(脑炎)
hepatitis(肝炎)
meningitis(脑膜炎)
nephritis(肾炎)
pneumonia(肺炎)
pharyngitis(咽喉炎)
tetanus(破伤风;俗称lockjaw)
tracheitis(气管炎)
tuberculosis(结核,特别是指肺结核[pulmonary tuberculosis],TB)

那时还没有SARS(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这个词,否则也就一起背了下来。人类面对的疾病越来越复杂,所以病的名字也越来越冗长,不好记了!
我那样把英语词典当作书来读,现在看来精神足可嘉许,而那行为本身则不足仿效。现在大家学英语,大可不必再捧着词典啃读;即使有时间、有兴趣读,也不必去做分类摘抄,因为市面上早就有了英语分类词典(thesaurus)。但不管怎么说,我们学到的词语,存入大脑词库(mental dictionary),想来总是分门别类储藏的,而不会七零八碎胡乱堆积。只是我们看不见、也意识不到自己脑中的词库是什么样子。所以,外语学到一定程度,就不妨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词库清理、归整一番,看看哪些东西磨损(遗忘)得差不多了,需要更新一下;或者还缺哪些东西,及时作些补充。这样来清理自己的词库,也符合语言学的理论。语言学上有一种说法,叫语义场(semantic field),意思是,词汇是一个大系统,里面又有许多中小系统、微系统。词语都是一群一群存在的,意义相关的词,例如上面说的各种疾病的名称,处在同一个语义场中,就好象物理学上的场,磁场、电场、引力场之类,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把同属一个场的所有成分捆绑在一起。
语义场是词汇存在的一种方式。在语义场里,词与词之间是类聚关系;同属一个语义场的词,是同时共现、并列存在的。一个个的语义场,好比大大小小的抽屉,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类词语,我们要用的时候,就打开抽屉去找。当然,这种找的过程可能只有零点零几秒,是神经元(nerve cell)的活动。
除了语义场、类聚关系,词汇还有一种存在方式,也很重要,那就是组合关系。我们平常说话,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把词汇组合起来,以构成句子。上面说,处于类聚关系的词是同时共现的,而处于组合关系的词,则是按时间的顺序先后出现的。例如,“I drink water”这句话,三个词必须一个一个地说。电视里的全国城市气象图,是二维平面的,所有大城市的天气、气温都标在上面,可是从播音员的口里报出来,是一维的,只能一个一个城市来报。哪怕是外星人,假如会说话,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。自然语言的这种特点,称为线性特征(linearity)。语言符号组合起来时,呈线性展开,跟时间的箭头一样向前延伸,是一个不可逆的(irreversible)过程。古人说:“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”,何以难追呢?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,都是不可逆的,像消逝的时间那样,一去而不返。但我们平时使用语言,无论听说读写,却明明是可逆的([reversible)行为:同一个句子,可以反复说;同一句话,会反复听到。这是为什么?就是因为,词的组合关系是以词的类聚关系为基础的。“I drink water”这句话里的三个词,分别属于三个语义场:

人称代词—— I, you, he / she / it…
表示吃喝一类行为的动词—— drink, eat, suck, bite, chew…
指称饮料、食物的名词—— water, tea, coffee, food, fruit…

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类语义场,我们才能根据说话的需要,从中选择适用的成分。当然,语法也不可缺,必须根据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,把选中的成分组织起来构成句子。
认识到组合和类聚这两类关系的存在,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,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词语习得过程的某些奥秘。比如我们说“how are you”这句话的时候,并不是先到疑问副词、再到系词be、最后到代词这三个语义场里面去找三样东西,然后把它们拼装起来,而是把这句话当作一个完整的单位来记忆的;存储的时候是一个整体,调取、应用的时候也是一个整体。许多看起来属于组合关系的词语,如惯用语(set phrase)、套话(cliché)、成语(idiom)、谚语(proverb,saying),还有一些基本的句式(sentence pattern),在一个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外语学习者的脑中,都是作为语义场的成分而存在的,这样,在调用的时候就很方便。为什么我们学习词汇时,不能单个、孤立、零散地去背和记呢?原因就在这里。孤立的词是没有用的,况且词也不会孤立地存在。词要么存在于语义场中,要么出现在短语、句子里;类聚关系或组合关系,非此即彼。所以,我们记诵词汇,要么成群成类地记,要么把它们放在句子里,连同句子一块儿记。这两种办法,都可以用;交叉互换着用,效果会更好。道理其实很简单,大家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慢慢去体悟。
我在这里谈一点语言学的理论,还有相应的学习方法,希望这些对大家有用。但是对于我自己,这些只不过是wisdom after the event(马后炮)罢了。我那时学英语,哪里又懂什么语言学呢?再说,即使懂得语言学,难道就能很快掌握一门语言吗?不能!因为,理论只能起到导向、点拨的作用,而语言——特别是外语——主要是一种技能;要想学出一个模样来,就要舍得花时间去学。初学外语,全靠恒心。那时,在乡下,我身上总带着一些抄着英语生词和短语的纸片,走到哪儿读到哪儿。在田头,大伙休息的时候,我便掏出纸片,躲在一边读上一会儿。走路或坐车时,也念念有词。一直到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,我还保持着这一习惯。但是,一开始需要坚持,是毅力问题,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,好象哪天不这样做,生活的节奏就紊乱了,缺了点什么。现在想起来,学习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跟打网球差不多。我打网球,已有二十年的球龄了!周围人或旁观者总说,你能坚持锻炼,真有毅力。可是热衷某个体育项目的朋友都知道,这根本就跟毅力无关。学习也一样,一旦你喜欢上一件事,就不由得你不去做。所以,到如今,读书、著述、打球,在我都已成了习性。每天到了哪个时辰,就做哪件事;工作、学习、生活,似乎有一种惯性在推动。我们学习一样东西,一旦按照生物钟的规律来进行,就会觉得轻松自在,不会有重负之感。
外语学习是一项长期行为,需要经久不断的投入。在时间的分配上,不怕每天投入的时间少,就怕中断荒疏的时间长。我们现在学英语,将来还要学第二外语。很多人学二外,工夫没有少花,可是不能持之以恒,最后都还给老师,前期的投入于是全白费,很不划算。如果坚持数年,达到一定程度,就不会轻易忘记了。

二、法语

大概是从1974年起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“法语广播讲座”,于是我利用冬天在上海的时间,开始跟着广播学法语。这种语言听起来真是美,很快我就被它迷住,把一半的学习时间分给它,每天背生词、记语法。法语里有许多词跟英语词汇相像,起先给我的印象是这种语言很容易学。但不久我便发现,学习法语至少有两难。第一难,难在法语的拼写,让人不能见词读音,以至口说的语言和写出来的语言差别很大。第二难,难在法语语法形式的变化远比英语丰富,比如名词的词尾有性和数的变化;这还不算,形容词和冠词也要跟着一起变。更复杂的是动词的变位,不要说会让外国学习者发憷,就连法国人自己也感到麻烦,所以专门为学习者编了这方面的书。例如有一本叫《法语动词变位术》(L’art de conjuguer. Dictionnaire des huit mille verbes usuels. Hatier, 1959. 43e.),把8000个常用动词的变位形式列成表格,便于查找和记忆。编者在开首的“致读者”里,第一句话就说:“Aujourd’hui, peut-être plus encore qu’hier,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reste la principale difficulté de notre langue.”(比起过去,今天动词的变位或许更加是我们法语的主要难点。)其实,现代法语动词的变位并不比从前复杂,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更加难了,就是因为拼写与读音不一致的缘故。
虽然难以掌握,但凭着年轻时的好记性,我强记了很多规则,有些至今还牢牢地嵌在脑子里。特别是一些最基本的形变,如avoir(有)、être(是)的变位,直到现在脱口就能说出。系词être的陈述式现在时,变位如下:

je suis(我是) nous sommes(我们是)
tu es(你是) vous êtes(你们/您是)
il est(他是) ils sont(他们是)
elle est(她是) elles sont(她们是)
……
所有这些变位形式,词尾的-s、-st、-t都不发声;还有nous、vous、ils,尾部的-s也不发声。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:既然不发音,为什么还要写出来?不如都省去,让拼写跟读音一致起来。可这就是法语,让正字法专家很头疼的法语。后来我学了拉丁语才知道,原来这样的字母在历史上都是发声的,即使现在也不完全是哑音(如果后随的词以元音开头,这些字母就要发声,跟元音连读)。
这么说,法语很麻烦,不好学。但上帝是公平的,并不偏爱哪种语言。假如他使得一种语言在某个方面很复杂,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就会让这种语言变得比较简单。拿法语来说,它的重音总是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,再长的词也不例外。在这一点上,法语比起英语来就简便了许多。语言的简单或复杂,容易学或不容易学,都是相对的。
上面说,我是靠死记硬背,才学会了法语动词的变位。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,很快就能让我们熟练掌握印欧语言里动词变位、名词变格这类东西。一般说来,词形变化是有条理可循的,语法书上也都为我们作了分类,整理成一张张的表。可是要记住它们,还是得下功夫,而要想熟练运用,就更得多花时间去练习。好比学手艺、乐器之类,总有一些基本功取不得巧,要靠苦练才能获得。成年人学这些东西,尤其如此。背记变格、变位,是一种基本的记忆操练,翻来覆去地练习,学习者不免感到无趣。比较起来,英语学习者实在是幸运。
文革后期,国内影印了一批外语教材和参考书,放在外文书店的内部柜台销售,很受学习者欢迎。像上面提到的那本《法语动词变位术》,还有《法语基本词汇》,以及法共的机关报Le Monde(《世界报》)等读物,我就是在上海福州路、山东路口的外文书店里买到的。我们这一代上海的读书人,肯定都记得那家外文书店。从拐角处的小门走上楼梯,到二层,便是它的门市部。那个地方专卖影印书,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盗版,所以外国人是不让进的,国人进门也要查证件。
法语学了几个月,我很想要一本词典,于是写信给父亲,让他帮我“淘”一本。这件事难坏了父亲,那个时候哪里买得到法语词典呢?可是我的运气不错。我在学法语的这件事,不知怎么传到了一位老先生的耳中。他懂法文,曾经留学法国,在“读书无用”论畅行的年代,他听到还有青年人愿意学习,非常高兴,把一本法语词典辗转送到我的手里。这样,我终于有了一本象样的法语词典。这是一部大32K的《法英—英法词典》(Cassell’s French-English English-French Dictionary. 1935. 12 e.),纸张的质地不错,虽然泛了黄,还没有变脆。在词典的扉页,我贴上一张从报上剪下的鲁迅先生的画像,并在底下写了一行法语:
Fais ce que tu dois, advienne que pourra.
这句话的直义是:做你应该做的事,至于未来,该怎样就怎样。略为变通一下,就是所谓“只管耕耘,不问收获”吧。当时我只是一门心思地学,为学而学,而没有想过学了究竟有什么用。年轻时用的功,日后会不会派上用场呢?这个问题,因各人的遭际不同,答案肯定也不一样。但我想,即使用不上,也不会都是无用功,因为知识本身会让人终身感到内在的充盈。
这部《英法—法英词典》,以及《法语基本词汇》,我都从头到尾读了一遍,并且顺手把里面的谚语摘录下来,反复咀嚼。在那样无聊的日子里,这些谚语给了我一份激励,有些句子现在还记得,例如:

Le soleil luit pour tout le monde.(直译:“太阳为全世界照耀”;变通的译法:“阳光属于每一个人”。意思是,即使身处逆境,也不应消沉,要保持好心情。)
Après la pluie vient le beau temps.(直译:“雨后就来好天气”;变通的译法:“雨过天晴”。)
Le temps, c’est de l’argent.(“时间就是金钱”,同于英语“Time is money.”)
L’habitude est une seconde nature.(直译:“习惯乃是第二天性”;变通的译法:“习惯成自然”。)

后来,大学期间,每逢周末我仍抽时间看一些法文。大二时,我读俄文原版小说,如Война и Мир(《战争与和平》),其中有许多描述俄国上流社会生活的场面,经常出现法语的对话。当我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读懂这些对话时,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。不过,阅读是一回事,说话是另一回事。我虽然学过法语,其实也只是能读书。当然也能说一点,但因为缺乏实践,这方面的能力很弱。1986年,我和我太太旅游到巴黎,中午时分在一家街头小店买中式快餐。像“Combien(多少钱)?”“Cinq franc(五个法郎).”这样简单的对话,我是能对付的。可是在去巴黎圣母院的路上,我们迷了路,于是我问一位路人:“Où est la Notre-Dame de Paris(巴黎圣母院在哪儿)?”那是一个法国女子,见我能说法语,而且发音不错(江浙人学法语,发音上能占些便宜),还蛮熟练的(这么简单的一句话,又是在心里想好了再说出来,当然很熟练!),非常高兴(那时候到欧洲旅游的中国人还很少),自然也就用法语来回答,并且是一连串的句子,让我来不及反应。我连忙改用英语,解释说,自己法语不好等等,而召来的却是这位女士的白眼。都说法国人不喜欢讲英语,普遍有一种母语的自豪感,我的这番经历,这也算是一个真实的小例子。法语一度曾是欧洲的外交语言,上流社会以会讲法语为荣,如今法语面临英语的“威胁”,法国人的母语意识更加强烈,乐意看到有更多的外国人学法语。一些年前,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法语广告,推销一种牛奶咖啡:

Leçon deux, deuxième leçon. (现在上第二课。)
Qu’est-ce que c’est? (这是什么?)
C’est café. (这是咖啡。)
C’est café au lait. (这是牛奶咖啡。)

简简单单的表达,却很有力度,既宣传了商品,又教人学法语。
在学术上,我所学的法语后来不无用处。二十多年以后,我在主编《语言学名家译丛》时,请北外法语系的张学斌先生译出了《普遍唯理语法》(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),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部。这是西方语言思想史上的一本名著,1660年出版于法国,略有一点中古法语的韵味。我花了很多时间,对照英、法两种文本,一方面校订译稿,另一方面加了不少注释。在书的前言中,我写道:“校订工作在我也是重温所学(包括25年前学的法文)的过程。”如今书已出版(湖南教育2001),我读着自己写下的这短短一句话,不禁想起当年学法语的几多辛苦。学习一种外语,不一定非要付诸实用。语言是一种文化,也是一种艺术。像法语这样的语言,拥有深邃的哲学义理、富足的文史库藏、别雅的艺术境界,我们学习它,就算只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,不也很值得么?

三、西班牙语

在学英语、法语的同时,我又开始自学西班牙语。西班牙语和法语是近亲语言,都属于印欧语系的拉丁语族,在语法上相接近,而难点主要也在于动词的变位。在文字上,西班牙语总的看来要比法语容易,因为在西班牙语里,读和写基本上是一致的;也就是说,每个字母都是发音的,可以见词读音,不像在法语里那样,写出来明明有词尾,读出来却往往被吞掉。我那时觉得,西班牙语听起来十分刚硬,不像法语,听起来酥酥软软的。法语的发音似乎有点儿像苏州话,西班牙语的发音则像宁波话。过去吴方言地区有一种说法:宁可跟苏州人吵相骂(吵架),也不跟宁波人谈朋友(谈恋爱)。这当然是寻开心的话,不过类似这种对某一方言的偏见,在普通人当中是很常见的。
上面说,西班牙语的读和写是一致的,这只能说是大致如此。有的西班牙语字母,如果按照英语或者法语的发音来读,就会读错。比如字母v,在西班牙语里读作[ b],所以西班牙语的vaso(花瓶、玻璃杯)读出来是[′baso],而英语、法语的vase与它同源,意思也差不多,可是第一个字母却都发[v]的音。我当时既感到好笑,又觉得西班牙语好没道理。既然b也读[b],v也读[b],为什么不把字母v取消了,都改作b呢?后来进了大学,学了一些语言学的知识,才知道这是西班牙语历史上的音变造成的:音变了,字母却没有跟上。
慢慢学了一两年,我便能看懂一些不太难的西班牙语读物。至于读过哪些东西,已经记不全了。完好保存至今的书里面,有一本《英西—西英词典》(The New World English-Spanish / Spanish-English Dictionary. 1971. 3rd ed.),那是父亲从外文书店淘来的。但等这部词典到我手的时候,已是1977 年的上半年,马上就要参加文革后恢复的初次高考,没有时间来啃读它了。我的西班牙语本来就没有法语学得好,加上二十余年来既没有使用过,也几乎没有再补习,所以遗忘了很多。但是,到了2001年,我终于有机会利用自己学过的那一丁点西班牙语,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:
有一个名叫万济国( Francisco Varo)的西班牙传教士,于17世纪后半叶到了中国的福建,为了能用本地语言传教,编写了一部汉语官话语法(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),1703年在广州刊印。这本书是现存最早的汉语语法印本,在西洋汉语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,可是我们中国学界虽然也知道有这么一本书,却从来没有人去读它,更没有人去研究它,因为它是用的西班牙文写成的。国内懂西班牙文的人毕竟不多,语言学界更少。我本来也不会想到去读它,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,从朋友处得到这部书2000年最新的(其实也是唯一的)英译本,这才萌生了一个念头,想把它从英文翻译过来,并根据西班牙文来进行校订。这件事情,现在已经做成了。《华语官话语法》的中译本(外研社2003年),在今年9月中旬于北外召开的“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”上,适时送到了参会代表们的手中。假如当年我没有学过西班牙语,那就只能把英文的本子翻译过来,根据原文校订、诠释便无从谈起。自己亲自动笔,比之求诸他人,感觉是不一样的。a href="http://www.chinawaiyu.com/"> 芳思·小语种 Chinawaiyu.com

四、俄语

接下来我学的一种语言——俄语,就不是以游击方式胡乱自学的,而是接受了正规、系统的训练。
我最早接触俄语,是通过我大姐夫的叔叔,我们都叫他八叔叔。他是上海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兼俄语老师。大概是在1976年,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本书,字母有些怪异,不同于英法文字,就很好奇,问他是什么文。他说是俄文。我便缠上他,要他把俄文字母教给我,还讨来一本中学生用的初级俄语课本。就这样,凭着他在十分钟里教给我的字母发音,回到黑龙江后我便开始读这课本。可是,俄语的语法非常难,不像英语、法语等自己就可以学进去,所以,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,我就想,既然英语、法语已经学了,不如利用上大学的机会,把俄语好好学一下。如今回想起当年的选择,我想那时的想法真是很幼稚,但选择本身则很值得。我考的是英语,报的专业却是俄语。这样,我就获得了学习一种新语言的机会。逐渐入门后,我才真正知道,这是一种屈折形变异常丰富的语言,名词有六个格,形容词跟着一起变;而动词的形变更加复杂,一个动词的形式竟会生出二百多变。怪不得俄语自学起来,要比英语难得多。进入大学,坐在教室里,接受科班教育,跟着老师一步一步地学习一种全新的外语,很有新鲜感,也深感幸福!
黑大俄语系七七级招了一个班,18人。开学不久,便举行了摸底考试,考后分出小班和大班。小班的5位同学,入学前俄语就已经很厉害。像我们的班长陈英琪,曾就读于苏联十年制中学。邓军,母亲是斯拉夫人,俄语对她来说应该就是第二母语。郝斌,还未入学就已在读大部头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了;现在他接替邓军,担任黑大俄语学院院长。至于大班的13人,多数也学过俄语,高考时考的也是俄语。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,没有参加摸底考试,因为我和她一个词也写不出来。这样也就很轻松,没有负担。我虽然会读几声,但我从八叔叔那里匆匆学来的那一口发音,成了全班的笑柄,说我带有英国口音。
分班是必然的。学过和没学过,差距实在很大。小班开小灶,配备资深教师,就不必说了;即便是大班,进度也极快,决不顾及像我这样从零开始的学生。三天一课,每月一考,老师们像是要帮我们把被文革荒费的时间追回来。黑大俄语系在国内是一流的,有许多优秀的教师。如阎家业、沈曾式、孙梦彪先后教精读;钟国华教词汇学;林宝煊教句法学;奥列加·瓦西里耶夫娜教口语;华劭、李锡胤则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。重视口语,是黑大俄语教学的传统。记得一二年级时,班上立了一条规矩:在教室里,还有其它教学环境中,必须说俄语,谁违反了这条规矩,就得主动往罚款箱里投进一角钱。那时的一角钱,购买力比现在至少大十倍!食堂里的菜,一个也就卖一两角。重口语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也重视阅读。阅读量很大,主张扎扎实实、一部一部地读名著。这样风风火火地学了一年,让我高兴的是,我与大班的同学已没有多少差距。以后三年里,无论笔试口试,在大班我的俄语成绩始终居于前两三名。可是要想赶上小班的同学,就很难了。假如大学毕业后,我把俄语继续学下去,并且从事俄语教学和研究,或许还有可能追上他们。但后来,我转了方向,离开了俄语界,因此也就失去了与他们在同一条路上并肩前进的机会。
大学第一年,尽管俄语课程很紧张,我仍能挤出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有时我会去英语系七七级的班上听课。当时有一位加拿大外教,叫高尔丁(Goldin),我常去他那儿借书。每周一个晚上,他给英语系学生讲时事要闻、西方文化,那是我必听的一课。几次下来,我感到自己英语的词汇量已经不小,听力也没有太大问题。大学三年级时,我去参加省里组织的高校英语竞赛,得了一等奖。总的说,大学时代精力旺盛,希望获取更多的知识,而开设的课程未必都有趣,求知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。对俄语,我虽然喜欢,却似乎被另一些愿望所牵制,比如,想把英语学得更好,并且打算学更多的新语言。这样,就没有把全部力量投入俄语。毕业聚会时,奥列加·瓦西里耶夫娜向我赠言,希望我能进一步锤炼俄语。但那时,我已选择语言学专业,并且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入学通知。接下来的几年,俄语在我最多只是一种阅读工具,但不论怎么说,我很庆幸自己系统地学了这种语言,因为它是一种很典型的屈折语言,词形变化异常丰富,跟英语不能同日而语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拿汉语跟英语作比较,然后说,印欧语言如何如何跟汉语不一样。可是英语的形态已退化了许多,词形变化所剩无几,不足以代表印欧语言了。

五、日语

也是在大一,因为有机会跟日语系的同学一起参加军训、文体活动,我对日语产生了兴趣。有一段日子,每天下午我都要去录音室听日语磁带,像是给自己规定了一门课,到时间非去不可。在食堂里排队买饭的时候,也喜欢向日语系的同学讨教几句。日语系有个女生,叫李静,我与她互帮互学,她教我日语,我教她英语。开始学的是日本NHK电台的广播日语课本,后来又学了《日语三十小时》(にほんごさんじゅうじかん)和《现代日语》(あたらしいにほんご)。因为她歌唱得好,我也就连带学了几首日语歌。
在这之前,我所学的几种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。在给世界语言划分类型时,语言学家习惯上把印欧语言称为“屈折语”(inflecting language)。“屈折”这个概念指的是,在这些语言里,动词、名词、代词等等会发生变化,就好象关节那样,能够屈曲伸展;而且不但词尾会变化,连词根也会变。变得厉害时,面目全非,简直成了另外一个词。例如英语的go和went,无论在词形上还是在读音上都毫不相干,而事实上它们却是同一个词,只不过时态(tense)不一样,一个是现在时,一个是过去时。这样的变化在汉语里是见不到的;汉语是“孤立语”(isolating language),词形不起变化。“我是、你是、他是”,汉语只须用一个“是”,而英、法、西、俄等语言的系词“是”,则要变形,三个人称,再加单、复数,仅现在时就有六变。
日语属于“粘着语”(agglutinating language),它的词形不像屈折语那样多变,但比起孤立型的汉语来,词形仍要繁复一些。“粘着”指的是,语言可以根据表达语法意义的需要,把不同的词缀粘贴在词根上面,像安装、拆卸机器的零部件一样,很方便。这样的词缀在汉语里其实也有,比如“们”,加在人称代词后面,表示复数:“我们、你们、他们”。日语的-たち(わたしたち“我们”)、-ら(きみら“你们”),跟汉语的“们”就很像。这说明,粘着语和孤立语的界限不是绝对的,一种语言可以兼有两类特征。可是再看日语动词,表示现在时、过去时分别用词尾-ます、-ました,在汉语里就没有相当的形式。尾助词-か表示疑问,跟汉语句尾的“吗”差不多,但用格助词-が表示动作主体,汉语里就更没有类似的语法标记了。
大学毕业后,我仍坚持学了一段时间日语。日语的发音不难,语法也容易理解,又因为兼用汉字,初学起来似乎不难,也别有一番趣味。但到了一定程度,就感到不易深入。敬体、简体的区别就很麻烦。学术上,唯一跟日语有关的是一篇六千余字的文章,题目叫“古汉语中的某些字及其意义在现代日语中的反映”,蒙日语界前辈廖雅章先生的指导,发表在1985年第4期的《日语学习与研究》上。虽然没有把日语学好,总算还是学过,对日语能够有一些理性的认识。譬如认识到,从语言类型学(linguistic typology)的角度看,日语很重要,代表了一类语言;从事普通语言学(general linguistics)研究的人,不应放过日语。而从汉语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,日语也很重要。
汉语跟日语的关系很特别。在中国历史上,汉语得益于文化优势,在与周边语言接触交往时基本上保持着强势地位。有很多少数民族,被同化了,改操汉语、用汉字。甚至那些曾经入主中土、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,最后也会被同化,完全放弃本族语。这方面近代满族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而接壤的越南语、韩语等,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词语,反过来对汉语的影响并不多。日语则不同,它先是从汉语吸取大批成分,后来又把许多汉化的成分回输给汉语,结果,这两种属于不同语系的语言,结构虽然很不同,在词汇上却接近起来。由于不是单向的输入、零散的借取,而是成规模的相互借用(mutual borrowing),日语词汇与汉语词汇、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的关系,就变得错综复杂。这里不便讨论,只举几个小例子:

日语 汉语词义
汤(ゆ)  开水
手纸(てがみ) 书信
手形(てがた) 票据
手柄(てがら) 功劳
野菜(やさい) 蔬菜
汽车(きしゃ) 火车
自动车(じどうしゃ)  汽车
魔法瓶(まほうびん)  热水瓶
面白味(ぉもしろみ)  趣事

像“汤”、“手纸”这样的词形,很容易引起误解。语言学上有一个不太正式的说法,管这样的同形异义词叫“假朋友”(false friend)。

六、德语

1982年春天,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学期,我就申请免修英语,和英语专业的同学一起参加口试、笔试,通过之后,就没有再跟班学英语。这时,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要利用读研的三年,把德语认认真真地学一学。征得导师伍铁平先生同意后,从那时起我的第一外语就改成了德语。
我最初接触德语,是在大学里。那时我读俄文作品,特别是以二战为题材的小说,经常碰到德语词,甚至整句的德语。我看不懂,老师也说不清,于是我便发愿要自学德语。大三那年,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俄文的德语教科书,读了几周,虽然谈不上入门,对这种新的外语却有了继续学习的兴趣。但在读研的第一年,在把德语当作第一外语来学习时,我已不是仅仅受到兴趣的驱使,而是认真思考后作出的选择。德语是一种重要的欧洲语言,无论从哲学、科学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;如果不懂德语,对西方学术和文化的认识就会受到限制。屈指过去了二十年,现在德语已经成为英语之外我用得最多的外语。我当年的选择,应该是正确的。
我们那一届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中,只有我和经济系的左大培两人选学德语。我们每周两次到甘家口江老师的家里上课。江老师看起来年事已高,行走也不便,但她曾经长期旅居德语国家,德语想必极好。一进门,她就开始说德语,一连串的德语,很少说中国话。只可怜我程度太低,大培也不比我强多少,老师说的话,我们没有几句能够听懂。她先让我们读整段的原文,然后要我们讲出大意,可是我们实在嘣不出几个词来。最后的考试,要求把一篇德语短文译成汉语。比起听和说,这要容易得多,所以我们俩都得以通过。像江老师这样的授课方式,现在怕是不会再有了。
虽然不适应老师的教法,我对德语还是很入迷。当时北京各家影院都在放映德国电影《英俊少年》,片中的几首歌曲相当流行。我也喜欢哼唱,像《小小少年》(Kleine Kinder)、《最后的玫瑰》(Die Letzte Rose)等几首歌的歌词,至今还记得一些。接下来的一件事,一个极偶然的机会,使得我在德语学习上进了一大步。
1982年初夏,有一天我到建国门外社科院的宿舍找邵滨鸿。在黑大时,滨鸿与我同在俄语系七七级大班,后来她被选派到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大学,学习塞尔维亚语和经济学。她回国后,我曾讨来她的塞尔维亚语课本,边抄边学,读了半年。这种语言跟俄语是近亲,都属于斯拉夫语系,所以学会读似乎并不难,当然听和说是另一回事。那天,在滨鸿的宿舍里,我遇到了华东师大德语专业的一个女孩。一年后,她成了我的妻子。想必是爱屋及乌的缘故,我对德语更加投入了。不久,我妻赴德国科隆读书,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去了德国(那时叫陪读)。因为要省路费,坐的是火车。穿过西伯利亚,绕贝加尔湖西行,在莫斯科转车,逗留了一天。一路与苏联人交谈,自然没有语言障碍。可是一出柏林,马上感到,学了三年的德语用来识读路标还勉强,用来听和说却几乎不管用。初到的一些天,只得用英语跟外界往来。我决心尽快结束这种哑巴德语的状况,就把听课、读书之外的闲余时间都用来看电视、听广播。自己觉得,词汇量已经很大,读一般的德文报纸遇到的生词不多,如果还是听不懂时事新闻、电影对话,那一定是因为听得太少。就这样天天听,大量地听,过了半年,听力终于大有进步;与此同时,说话能力也明显提高了。
现在,我回想起自己学德语的过程,跟学英语的经历大不相同。学英语时,尤其是早期,基本上靠硬背;那时还是十七八岁,记性很好。学德语就不同了,已是三十上下,用了更自然的方法,极少孤立地背记单词;读得很多,听得也多,又有良好的语言环境,学得很轻松。在德国一年,除了语言实践,读了不少德文书,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语言学各方面都浏览,为后来啃读和翻译洪堡特的《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》、《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》,以及赫尔德的《论语言的起源》等原著打下了基础。

七、古希腊语

1985—86年,在科隆,我一边学德语,一边开始学古希腊语。
我们学习西方语言,考察欧洲文化,经常需要追溯到它们的源头,而这个源头就是古希腊语言文化。平时读外文书,经常碰到希腊语词,却不认得,不免有些沮丧,所以我早就想学希腊语,只是苦于没有机会。后来我妻因为所修专业的关系,要学古希腊语,于是她的教科书也就成了我的课本。那时买了不少工具书,包括一本16开的《希腊语-德语学生词典》(这是一部德国学校通用的古希腊语词典,1908年首版),一本朗氏《现代希-德/德-希词典》(1969)。课本则用《希腊语初阶:课本和练习》(Ars Graeca: Lehr- und übungsbuch,1982),及一本配套的语法书《希腊语初阶:语法》(Ars Graeca: Grammatik,1981)。还有一部书,五卷本的《古典文化语汇》(Der Kleine Pauly. Lexikon der Antike.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,1979),对于查找希腊、罗马历史文化词语极有用,也买来放在案头。周围恰好有几位希腊留学生,碰到疑难可以请教;有时还随他们参加当地希腊人的聚会,看他们手拉手围成一圈,边唱民歌边跳民族舞。
有一阵,我完全被古希腊语缠住,整天钻在课文和语法里,苦于解不开某些句子;而每当读懂了一句原文,心里就无比畅快。我喜欢做翻译练习,把古希腊文的句子译成汉语,其中有伊索寓言,也有格言古训、哲人语录。那里面蕴含的人生哲理,让人回味无穷,譬如:

● 人是会死的神;神是不死的人。
● 知识是痛苦的。
● 哲人身上蕴有财富。
● 糟糕的教育有不如无,对人和驴子都没有用处。
● 贪财者必失自由。
● 去占有,但不要被占有。
● 我的一代从我开始,你的一代到你终止。(有个贵族子弟嘲讽鞋匠的儿子出身卑微,鞋匠的儿子于是说了这句话。文革初期流行一句话:“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生儿打地洞。”可见任何国度、任何时代都不乏血统论者。)

再选一段较完整的文字,译自希腊语课本的第16课,讲的是哲人泰勒斯与埃及王阿玛西斯斗智,一问一答如下:

泰勒斯问:“什么最古老?”阿玛西斯说:“是时间。”泰勒斯说:“不对,是神;时间那时还未出生。”
泰勒斯问:“什么最大?”阿玛西斯说:“是世界。”泰勒斯说:“不对,是空间,因为它包围着世界。”
泰勒斯问:“什么最聪慧?”阿玛西斯说:“是真理。”泰勒斯说:“不对,是时间,它发现一切。”
泰勒斯问:“什么最美?”阿玛西斯说:“是光。”泰勒斯说:“不对,是世界,因为一切有序之物都是它的一部分。”
泰勒斯问:“什么最强大?”阿玛西斯说:“是命运。”泰勒斯说:“不对,是需要,因为它控制着一切。”
泰勒斯问:“什么最快?”阿玛西斯未答。泰勒斯是:“是理智。理智可以穿越一切。”

一位是哲人,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主要人物;另一位贵为国王,也不乏睿智。对话中出现了一些抽象词语,我把其中的几个列出来,然后配上有关的英文词,大家一眼就能看出现代欧洲语言跟古希腊语的渊源关系:

希腊语 (拉丁转写) 英 语

时间 χρονος (chronos) chronograph(记时计),chronology(年代学,年表)

神 θεος (theos) theology(神学),theocracy(神权,神政)

世界 κοσμος (cosmos) cosmos(宇宙),cosmonaut(宇航员)

空间 τοπος (topos) toponym(地名),topology(拓扑学)

   光 φως (phos) phosphorus(磷),phosgenation(光气化)

   命运 τυχη (tyche) Tyche(命运女神堤喀),tychism(偶成论)

   理智 νους (nous) nous(理性,智力;常识)

就是这类古今语言文化的联系,让我很入迷。又因为学了希腊语,便很想去希腊,亲身感受希腊文明的遗风。1986年4月,我们从慕尼黑出发,先到雅典,然后去科林多斯、麦锡尼、奥林匹亚、德尔菲等地。在希腊古都德尔菲(Delphi)的阿波罗神殿,我看到了那句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名言:

ΓΝΩΘΙ ΣΕΑΥΤΟΝ.(认识你自己。)

是呵,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语言,究竟认识了多少,能够认识多少?

八、拉丁语

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源头,但欧洲文明能达到今天的程度,与罗马人的继承发扬也大有关系。所以,说到欧洲古典时期,总是把罗马与希腊并列;古希腊是孕育期,古罗马是成长期。从语言史上看,比起希腊语来,拉丁语对现代欧洲诸语言的影响更大,也更为直接。罗马人转战欧洲各地,把他们继承下来的希腊语要素散播到欧洲语言当中。同时,罗马人也沿承了希腊语言研究的传统,希腊语法是拉丁语法的基础,而拉丁语法则经过中世纪的发展,成为近代欧洲语法的范式。
这两种古典语言的关系如此密切,学希腊语的时候不可能一点也不碰拉丁语,所以我就顺带学了一段拉丁语。一位德国朋友、波恩大学英语系主任莱歇尔(Karl Reichl)教授知道我想学拉丁语,便送了我一本很实用的朗氏《简明拉丁语语法》(1973)。至于词典,早先就有《钱伯斯拉丁语—英语词典》(Chambers Murray latin-english Dictionary, 1933),也是父亲从旧书店淘来的;后来又买了《拉丁语—汉语词典》(谢大任主编,商务印书馆1988年)。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形态都很丰富,但学过俄语、德语之后,已不至于眼花缭乱。希腊语有五个格:主格、属格、与格、宾格、呼格;拉丁语则有六个,多了一个离格(ablative,或叫夺格),大抵相当于俄语的工具格。惟独呼格(vocative),在现代德语、俄语里见不到了。这个格的形式,用于直接称呼对方或者叫唤某人,涉及的称谓要变换词尾。例如古希腊语,“朋友”的主格形式是philos,用于呼格就变成phile(嘿,朋友!);或者拉丁语,主格形式的amicus“朋友”变成呼格时,是amice“嘿,朋友!”。汉语中,当一个词用作直接称谓时,声调往往会起变化,例如“奶奶”这个词,通常读作năi-nai,第二个音节是轻声,词典里也这样标注声调。可是,当面叫“奶奶”时,第二个音节就不是轻声;不仅带声调,还要重读。有人于是说,汉语也有呼格。这跟屈折语言里的词尾变化显然是不一样的。
在学希腊语、拉丁语时,我经常把它们与我学过的几种现代欧语进行比较。历史发生的总的根源是同一个,即原始印欧母语,而就具体的语族关系来看,希腊语是独立的一支,跟阿尔巴尼亚语是近亲;俄语属于斯拉夫语族;英语、德语属于日耳曼语族;拉丁语和法语、西班牙语则都属于罗曼语族(也称拉丁语族)。过去有一种形象的描述法,称为语言“谱系树”(family tree),把原始印欧母语画成树干,然后从那上面生出一些树枝,是各个语族或语支;由树枝再长出更细的枝杈,就是各种语言或方言。这种描述法后来被认为有一定的缺陷,因为它只顾及语言的历史渊源和派生关系,而不考虑语言的地理关系。两种语言如果接壤,或者往来频繁,就会相互渗透和影响。这意味着,语言之间的相似不一定是亲缘关系的结果。打个比方:夫妻两个人通常没有血缘关系,可是一起生活了多年之后,在有些方面可能就会变得相似,甚至,据说长相也会接近起来。相邻而居的语言,其关系也与此类似,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:一种语言可能跟很多语言相邻和交往,所以会受到多种渠道的影响,而这些影响又不是在一个时代发生的。于是,就像我们在英语的词汇中看到的那样,有各种来源的要素。举个例子,topo-、space、room这三个要素,其实本来都指“空间”,只是来源不同:

topo —— 源自希腊语,前面提到过。
space —— 借自法语espace(空间、太空、空地),源出拉丁语spatium(空间、面积、体积);可比较西班牙语espacio(空间、太空、空白)。
room —— 来自中古英语roum、古英语rūm;比较德语Raum(空间、宇宙、房间)。

前两个是外来的成分,最后一个才是日耳曼语言自己的成分。

在后来的研究中,特别是在考察传教士的汉语研究时,我越来越感到拉丁语的重要性,深感以往只是浅尝而已,所学不能满足学术探索的需要。所以,假如现在还有机会,让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学一种语言,那我一定要选学拉丁语。无论如何,我不愿意看到自己学习外语的经历仅只是一段历史,在这里讲过之后就宣告完结,而是抱着一个希望,希望我的故事能继续下去。




2010/8/20 8:47:03(529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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